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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黄慎《芦鸥图》

时间:2017-03-02 来源:中国书画报 关注度:

  凡是画家,均极为珍视自己的作品,对其处理往往十分慎重。而处理方法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画家的人品和秉性。北宋画家赵昌终身未做官,过着一种隐逸式的生活。他把绘画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和消遣,从不把它作为攀附权贵、谋取利益的手段;他的人品也是当时一般画家所不及的。北宋《宣和画谱》载:“盖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则复自购以归之,故昌之画,世所难得。”赵昌不为财所动,未沾染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以画求财的风气。然而同样清高独立、不入俗流的“扬州八怪”,却均为生计出售画作,而且价格极高,其中黄慎的绘画作品受欢迎程度更是非同一般。史书中曾有他以画换取豆腐商之女的记载。据说黄慎对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会挥毫题诗于其上,次者题署年份和名款,再次者则只题“瘿瓢”二字。倘若以此而论,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芦鸥图》则可算是他颇为自得的作品。
  《芦鸥图》(见右图),纸本水墨,纵123.5厘米,横55.5厘米。图绘荷塘一隅,意境萧瑟安谧。只见几根芦苇自画面右下方延展而上,随风飘动,似舞又蹈;水面有水禽安然畅游,举头仰望,神态毕肖。右上角题署采用草书笔法,使之和画面风格相和相谐、相得益彰。
  《芦鸥图》虽然画面内容简单,仅有一丛芦苇、一只水禽,然画家以纵恣豪放、近乎犷悍的风格充分表达了自己特立孤傲而又深沉感伤的人生感慨,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体现了黄慎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芦鸥图》疏狂的风格反映了画家内心难以排解的痛苦。他基于儒家传统熏陶而产生的美好愿望,被不合理的现实和为谋生而被迫卖画鬻字的无奈所压抑,于是转而在绘画创作中去实现个性的解放,在芦苇、水禽的描绘上“聊写胸中逸气”。笔墨表现上,黄慎取法徐渭、朱耷,并融入狂草笔法,利用墨在宣纸上的各种自然晕化,达到在有法和无法之间恣意纵横的境界。尤其是《芦鸥图》中那只水禽,寥寥几笔,看似随意横涂直抹,却在笔意飞动之间天然成趣,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笔墨功底。难怪齐白石感叹:“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他说在看了《黄瘿瓢画册》后,痛感自己的作品过于形似,无超然之趣,并“决定从今大变”。显然,黄慎艺术的启发对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黄慎绘画风格并非肇始即如《芦鸥图》所展示的那样,而是有一个由工笔到写意再到融狂草入画而成大写意的演进过程。为谋生,他十四五岁时便学画,初学汀州画家上官周,倾向于端正工细的工笔画。然而这不能满足他表达自己强烈情绪的要求,“时时有鹘突于胸者”。经过反复思索和友人提醒,他恍然大悟:“余画之不工,以余不读书之故。”于是,黄慎折节发愤,取经书史籍以及晋宋间大家诗文,熟读精思,夜以继日,苦攻不辍,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同时,黄慎对历代制度、衣冠礼器以及昆虫草木、四时荣枯都有过仔细的观察,“有得于心,应之于手”,终于完成了自己在艺术上的一次大转变,从画工蜕变成为诗、书、画等艺术修养全面的大家。当然其风格的转变也是客观环境的要求。黄慎生活的江南地区,早在明朝中后期就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出现了新兴的市民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封建士大夫文人。生活方式上,他们不愿意循规蹈矩;思想上,他们追求自由解放;审美意趣上,他们不屑于以“四王”为代表的复古派。绘画对于他们而言,已不是旧时的文雅装饰,而是抒发自己情感、表示不羁精神的载体。黄慎欲立足扬州,势必改变画风以适应环境。从《芦鸥图》的艺术成就来看,黄慎的转变是极为成功的。
  细细赏析《芦鸥图》,我们不难发现黄慎笔下的水禽和徐渭、朱耷笔下的水禽虽然都有概括、洗练、充满激情和张力的特点,但是黄慎在狂放恣肆的同时又不失理性的冷静。反映在造型上,他画水禽没有脱离水禽的真实性。正如潘天寿所赞誉的那样,黄慎的画“于犷悍中见遒练,豪纵中见谨严”。这一特点在他的人物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出身半耕半读穷书生家庭的黄慎没有士大夫文人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陋习,而是用带有怜悯之情的笔触去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得凡夫俗子的形象在文人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郑州少儿美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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